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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史而修譜，是每個家譜編修人員都應該知道的事兒

關于家譜的起源，始終沒有定論，不過，有一個較為統(tǒng)一的說法：商代產(chǎn)生了譜牒性文件——以表格形式記錄家族世系人物的家譜。在《中國宗族研究入門》一書中，作者錢杭對“譜”做了如上闡述。他認為，當人們能以文字和圖表的形式記載本族的世系關系后，譜牒就開始出現(xiàn)了。

最古老的家譜：甲骨文家譜

中國現(xiàn)存最早的實物家譜便是刻在龜甲獸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譜，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、最原始的實物家譜。

在殷商甲骨刻辭中，一般記載的是占卜、祭祀、狩獵等活動，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內(nèi)容，相當于帶記事功能的甲骨文家譜，可以說這是歷史最悠久的實物文字家譜。

商代晚期，又出現(xiàn)了一種新的實物家譜，這就是金文家譜。金文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，因此所謂的金文家譜也就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家譜。在現(xiàn)存商朝末年的青銅器中，也有幾件是屬于專門記載商人家族世系的家譜。

周代鑄記家族世系于鼎彝之風盛行于全社會，在流傳至今的周代青銅器中，由于各種器物鑄造時代的先后和家族地位的高下不同，其銘文中所記載的家族世系代數(shù)和功勛、慶賞事跡等內(nèi)容的詳略程度也不一樣。

周代以后，人們普遍在青銅禮器上鑄刻銘文以表達對祖先的崇敬，這些銘文一般先敘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、功勛，然后是鑄器人的名字，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較多，因此金文家譜屢見不鮮。

在《中國的年譜與家譜》中，作者來新夏、徐建華認為，在人類社會發(fā)展史上，文字并不是最早和唯一用于記事的方式。在文字沒有產(chǎn)生之前，人類的祖先就普遍采用結(jié)繩和口述的形式來記述各種大事，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家族世系，這樣就形成了兩種更為古老、更為原始的家譜形態(tài)。

西周時期確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種建筑在血緣關系上的等級制度，出于維護宗法制度的需要，記載血緣關系親疏、嫡庶長幼的家譜在周代得到了很大發(fā)展。

官修宗譜：門閥制度的興起和終結(jié)

春秋時期，皇帝的家族事務由政府專門設置宗正來管理，當然也包括皇帝家世記載和家譜編行，民間的家譜基本處于自流階段。秦代的家譜，現(xiàn)在已不見記載。漢代家譜，見于文獻記載的有《帝王諸侯世譜》20卷、《揚雄家牒》《鄧氏官譜》，以及穎川太守聊氏所作的《萬姓譜》等。此外，還有一些碑刻實物。漢代的家譜與前代大致相同，主要作用是“奠系世、辨昭穆”，因而，著錄比較簡單，僅為家族世系，注明生卒、官爵、字號、葬所等，由于此時家譜一般不是自己纂修，多由別人代修，因而，為尊者諱起見，行文通常稱字不稱名，這也是漢代家譜的一大特色。

東漢時期，政府選拔人才的途徑之一是“察舉”，即根據(jù)社會議論來判別一個人的品德和才能，然后決定任用，評論必須由社會頭面人士進行。

他們自然不會注意到普通人家的子弟，目光只能在同階層的圈子里，這樣，門第和家世就逐漸重要起來。三國時代，魏王曹丕在尚書陳群的建議下，實行了九品中正制，分九個等級從士人中選官，它以士人的籍貫、門第作為主要標準，這種選士方法，當時被稱為門選。根據(jù)門第來選官的最終結(jié)果是強化和保證了門第等級的尊嚴，防止低門第者通過認宗、聯(lián)宗、聯(lián)姻等方式擠入高門第，分享特權和既得利益。

因此，為了選官便利和身份證明，無論是政府，還是豪門，都非常重視家譜的纂修。家譜在政治、婚姻方面作用的遽增給家譜的發(fā)展注入了新的動力。由此，譜牒得到了極大的發(fā)展，政府設置“譜局”，專門編修譜牒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設“譜庫”一類機構，收藏譜牒，以備不時查驗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官修譜牒進入黃金時期，譜牒更成為一種專門學問，上流社會人人都須了解和研究，不然，不僅影響入仕、婚嫁，即使一般的社會交往也難以進行。南朝士人尤重家諱，如果你在某人面前偶爾提到他父、祖的名諱，那他當場會嚎啕大哭，讓你下不了臺。史書記載，劉宋時一位名叫王弘的人，“每日對千客，可不犯一諱”傳為一時佳話，這也是南北朝時上流社會人士追求的一種境界。

隋唐兩代的統(tǒng)治者都出身于豪門士族，因而，對于譜牒維護統(tǒng)治利益，鞏固政權的作用非常清楚。（《明皇幸蜀圖》，唐李昭道繪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。）

隋唐時期，門閥制度也很盛行，但與南北朝時有所不同，一是隋唐取士大多通過科舉制度，不唯門第，與門第關系不大；另外，經(jīng)過隋末農(nóng)民起義的沖擊，南北朝時的一些士族衰落了，另一批軍功貴族崛起，產(chǎn)生了一批新的豪門，構成李唐王朝的統(tǒng)治基礎和主體。

為了維護整個統(tǒng)治集團的既得利益，鞏固統(tǒng)治基礎，唐王朝的譜牒修撰權基本為官府所壟斷，政府設置了專門機構，不惜花費巨大代價，一次又一次地組織編寫了數(shù)部大型的譜牒著作。唐代政府修撰的譜牒，均為政治作用明顯的姓氏譜和衣冠譜，比較著名的有《氏族志》《姓氏錄》《姓族系錄》《唐皇玉牒》等。官修譜牒，成了一個十分有效的政治工具，以譜牒形式將各派政治力量的既得利益固定下來，調(diào)整了統(tǒng)治集團內(nèi)部的利益關系，尤其是高宗顯慶四年(公元659年)修成的《姓氏錄》更是如此，五品以上的官僚全部入譜，然后根據(jù)職位高低確定姓氏高低。

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《貞觀姓氏錄》（BD08679），卷軸裝，首殘尾全，全卷長114.5厘米，高28.3厘米，共2紙，存46行，行字不等，有烏絲欄。通卷分兩部分，第一部分35行，記66郡266姓，諸郡上首有朱點標記。第二部分計11行，為貞觀八年（634）五月十日壬（庚）辰高士廉奏疏和詔敕。

譜牒在唐代政治生活和婚姻中有相當作用，尤其是在婚姻方面，因而，不僅官府修譜，評定姓氏高下，私人自修家譜的情況也很普及。據(jù)《新唐書?藝文志》的不完全記載，經(jīng)過唐末及五代戰(zhàn)亂所余的各類家譜仍達1000余卷。同時，還涌現(xiàn)了一批譜學家，在社會政治活動中發(fā)揮著作用，只可惜唐代的各類家譜除了敦煌石窟中保留有若干殘頁外，早已蕩然無存。

唐末黃巢起義，徹底摧毀了門閥制度。五代時期，征戰(zhàn)不已，權貴者大多是靠戰(zhàn)功而升遷的，基本上沒有什么顯赫家世值得夸耀，再加上貴賤變化無常，更替很快，權貴者既不愿意，也不可能抽出時間來擺家世，排門第。魏晉以來的政府譜學也就自然消亡了。

私修家譜：延續(xù)家族世系

宋代以來，家譜逐漸普及和平民化，尤其在明清時期，家譜編修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高峰?，F(xiàn)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古人家譜，大都是明清兩代纂修的，明清兩代家譜編纂的目的與宋代一樣，主要是為了記錄家系、和睦家族、教育族人，提高本家族在社會中的聲望和地位。

明清兩代的家譜內(nèi)容比宋代增加了許多，為了抬高和標榜家族高貴，很多家譜采用了“大宗之法”，動輒上溯幾十代，上百代，必定以古帝王或名人為先祖。除將家族世系排列清楚外，又增加了傳記、著述、祠堂、家規(guī)、家訓等方面的內(nèi)容，人物的記述也增加了子女、婚嫁、岳家等方面的情況。為了隱惡揚善和保持血統(tǒng)純凈，還規(guī)定了各種人物不準入譜的限制。為了使家族世系的延續(xù)得以永遠記錄下去，還規(guī)定了續(xù)修家譜的年限，所有這些，使得明清時代的家譜纂修更系統(tǒng)，價值更高。同時，行文重視文采。

明清兩代，尤其是清代，還涌現(xiàn)出一批譜學專家，其中最杰出的是清人章學誠。章學誠（1738年－1801年），清代史學家、思想家。字實齋，號少巖，浙江會稽（今浙江紹興）人 ，一生精力都用于講學、著述和編修方志。

在章學誠的有關著作中不僅闡述了家譜的起源、作用，還具體分析了以往家譜理論和家譜實踐的不足之處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章學誠的家譜纂修理論，對清代以至民國的家譜纂修影響很大。